中国的大学语文正处于一种“紧急状态”.我所指的“紧急状态”并不仅仅是像11月1日《中国青年报》的一篇报道所透露的那样———“大学语文”教育已经被严重地“边缘化”,而相关课程的教师倍感挫折和失落.我们都知道,每个教师都可能对自己的专业有过度的偏爱,因而可能夸大设立相关课程的必要性.如果中国语文重要,那么历史不重要吗?哲学不重要吗?国际政治不重要吗?甚至,天体物理学不重要吗（否则,我们怎么能理解“神舟6号”）?如果所有这些学科都开出公共必修课,那么学生将不堪负重.所以,我同意课程设置必须有所取舍,甚至有所牺牲. 　　但是,我们可以牺牲中国语文课吗?我认为不能.相反,在中国的每一所大学,“中国语文”应该成为（所有专业）大学生的必修课.在这里,我所诉诸的并不是“弘扬中国传统文化”或者“培育人文精神”等等深刻而久远的理由,虽然我部分地支持这些议论,但我们暂且把这些事关千秋大业的理由搁置一边.在这个被某些人形容为实用主义、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,我诉诸一个最为“实用”、最为“切近”的理由,那就是,我们大学生的写作处于一种令人尴尬的“紧急状态”. 　　在回国教书之初,曾听到不少同事抱怨“现在的大学生不会写文章”,我并不以为然.在以后的两年里,我阅读过学生各种文体的写作文本,最多的当然是读书报告和论文.个人的感受是从惊讶、到焦虑、直至麻木.我读到的绝大部分“文本”完全出于同一种模式———那种刻板、八股到令人窒息的千篇一律的模式.我无法根据学生的文字记住他们的名字,因为那些文字仿佛都是出自同一个匿名者.后来我明白,这其实是一种流行的“写作技法”,或者更确切地说,是一种“障眼法”,它可以“便利地”将那些似是而非、人云亦云的观点假扮成“自己的观点”表达出来,而且表达得煞有介事,像一篇雄文.这种写作已经成为当下大学生作业的“通用模板”.对于任何严肃对待文字的人来说,这是对写作和诚实的双重背叛,这是一种耻辱,这就是我所说的“紧急状态”. 　　如果一个教师认真追究下去,打破那种“障眼法”的保护,会发现仍然有一些同学的确有自己的想法或者观点,但他们实在无力表达.写作对于大多数学生是如此艰难,近乎恐惧,以至于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真实想法,而去借助那种“模板”来行文措词.如果你“逼迫”同学真实表达自己,那么只有一部分学生勉强可以做到清晰,更少的人能写出具有“说服力”的文章.而兼具文采、意蕴和个性风格的优秀文字是极为罕见的.是的,个别写作天才永远存在,他们在任何课程体制下都会存活,但这样的“个别”并不能抵消总体性的危机. 　　最为鲜活的、反映学生性情的文字出现在网络论坛的“帖子”和手机短信之中,以谐谑反讽的风格而见长.的确,这也是一种写作能力,但这并不是我们语文教育的成功,而是周星驰及的胜利,是“大话文体”的凯旋.虽然我也时常由衷地被同学创造的各种“大话”所感染,但我们都知道,一个社会,一种文明,仅有“大话”是近乎荒诞的. 　　因此,我不同意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的一个观点：因为文学的边缘化是正常的,所以“不必要再让语文教育成为大学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”.的确,我们的时代也许可以（无奈地）牺牲文学,但我们不能牺牲“中国语文”.因为,在我的理解中,“语文教育”本质上不是培养小说家和诗人,而是经由“文学”把握汉语的阅读和写作.我相信,这是仅仅依靠所谓“应用写作”无法抵达的目标. 　　今天的社会,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毕业之后选择了“专业不对口”的工作.在这个大趋势下,还有什么课程是必修的呢?如果我们认为,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,英语对中国人很重要,甚至可以要求一个学生从小学到研究生都必修英语课,那么“中国语文”反而可以被置于一个可有可无的“选修”地位,甚至被进一步边缘化吗?那么,是谁、根据什么取消大学语文的必修课位置,我们难道不应该要求一个理由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