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,来源于波斯语的“支那”（Cini、Cinistan）,意思为光明之国.考虑到古罗马与古波斯的地理位置相近,来往密切,这是可能性最大的观点. 　　2,来源于古印度梵语的“支那”（Cina）.这是在中国更有代表性的观点. 　　3,来源于古罗马时期的“秦”（Cin）,即当时中国的自称. 　　总之,古拉丁语中的Sina一词在欧洲语言中经过逐渐演变,变成了现在欧洲各国的词语. 　　从下文中,你可以发现,大多数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称谓,发音都同拉丁语的Sina很近似.欧洲各国语言对“中国”的称谓：英语：China德语：China荷兰语：China西班牙语：China葡萄牙语：China罗马尼亚语：China法语：Chine希腊语：Kina（Κινα）马扎尔语：Kina（匈牙利官方语言）塞尔维亚-克罗地亚语：Kina/Кина（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为同一种语言,但是使用的字母不同）丹麦语：Kina挪威语：Kina瑞典语：Kina冰岛语：Kina、Kinland或Sinland（因为地理位置与世隔绝,所以冰岛语被称做“日耳曼语言的活化石”,保留了很多古日耳曼语的词汇,所以从“Sin-”的词根可以看出与拉丁语Sina的渊源）芬兰语：Kiina意大利语：Cina捷克语：Cina斯洛伐克语：Cina波兰语：Chiny土耳其语：Cin阿尔巴尼亚语：Kine俄语：Китаи（Kitai）保加利亚语：Китаи（Kitai）语言学家通常认为俄语中的Kitai一词来源于“契丹”、“震旦”）.英语诗歌和文雅作品中表示中国的“Cathay”一词也是来源于“震旦”. 　　也有一种说法认为,英语中的“中国”来源于“瓷器”,古代英国人管瓷器叫chiney,chiney来源于波斯语表示中国的“Chini”.但是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德语、荷兰语、葡萄牙语、罗马尼亚语等地理位置和语族、语种相差甚远的语言里,对“中国”的拼写形式都一样.因为这些语言中“瓷器”完全是另外的拼写形式.而且,英国开始使用瓷器是在文艺复兴之后,大量地使用瓷器尤在工业革命之后,其时中国已经是清朝.在此之前,马可波罗和传教士对中国的记叙,以及中国国名的拼写早已经传入西方,包括英国.因此不可能是因瓷器而命名的.而且在20世纪美国文化称霸世界之前,英语对欧洲语言和词汇的影响力甚小,影响最大的是拉丁语、希腊语,其次是法语.所以也不可能是因为英国管中国叫“瓷器国”而影响了欧洲各国对中国的称谓. 　　虽然梵文“Cinasthana”中的“cina”和“Mahachinasthana”中的“china”起源于秦国的“秦”的语音之说论据较为有力,但学界仍未就此达成共识.不过,“Cinasthana”、“Mahachinasthana”皆为古印度对中国的称谓之说则早已成了定论,而且汉语中的“支那”和葡萄牙语、荷兰语、德语、英语中的“China”以及法语中的“Chine”等皆起源于梵语“Cinasthana”、或“Mahachinasthana”之说也早已获得了公认4. 　　据考证,唐玄装等僧侣在其著作中叙述赴印度取经的情形时,曾将古印度对中国的呼称“Mahachinasthana”音译成了“摩诃脂那国”、“摩诃至那国”、“摩诃震旦”等.梵文“Mahachinasthana”中的“Maha”乃“大”的意思；“sthana”读作“斯坦”,乃“国境”的意思；“china”则为“秦”的语音.因此“Mahachinasthana”的意译应为“大秦国”.不过唐朝僧侣并没有意译它,而是对它进行了音译,于是汉语典籍中便开始出现了一组同义音译词：“脂那”、“至那”、“震旦”、“支那”等.此后,这些音译词在汉语典籍中虽然不时露面,但总的来说出现的频率不高；且即使出现了,也大都作为历代中国的统称而被使用.之所以这样,是因为在不少特定情况下,譬如说在汇编各朝代中国人的佛教著作时,只署记某一朝代的名称显然不合情理,故人们不得不使用跨越多个朝代的统称.当时,人们虽然有选择其他统称的自由,但对佛门弟子来讲,无疑没有哪个统称比源于梵文的译语“支那”更能体现自己的虔诚和博学的了,因此“支那”比较多见于佛教经典. 　　“支那”一词由中国传入日本可以上溯到九世纪初.日本著名僧侣空海大师著述时曾多次使用“支那”一词.由于空海曾于八○四至八○六年随遣唐使赴唐学习过佛经,因此可以推断他书中的“支那”乃是从大唐僧侣或汉译经典那里学来的.总的来说,在东西文化发生大规模碰撞之前,除少数佛教界人士为显示博学、虔诚模仿先哲使用“支那”一词称呼中国之外,一般日本人很少使用“支那”一词称呼中国.这一时期,日本著作中常见的中国称谓乃是“汉·汉土”、“唐·唐土”、“中土”、“中国”以及相应朝代的名称,如明、清等.虽然中国的朝代时常发生变化,但是近代以前的日本人一直喜欢使用含有“汉”、或“唐”字的名称来统称中国或中国人8. 　　西学东渐后,日本开始与西方发生直接接触,这样西语“China”传入日本便成了迟早之事.一七一三年,儒者新井白石在译介荷兰语地理书籍时首次将“China”与“支那”相连,不过他给“支那”加的注音假名的读音并非是“希呐”,而是“契呐”.一七八三年,兰学者大槻玄泽在著述《兰学阶梯》时,虽然也采用了“支那”这个译语,但他给这个译语加的注音也只不过是“希依呐”.洋学兴起之后,受西语“China”的影响、将中国称为“支那”的洋学者与日俱增,但这些洋学者在著作中将“支那”的语音标注为“希呐”的为数非常有限.翻阅一下明治初期的教科书,我们不难发现：这一时期,既有按英语“China”的发音“恰依呐”为“支那”加注假名的；又有按传统的中国称谓“唐”的发音“卡拉”、“唐土”的发音“毛姥烤希”为其标注假名的.值得一提的是∶其中由文部省组织发行的两本地理教科书均将“支那”的语音标记成了“恰依呐”,似乎有意提倡按英文“China”的语音来训读“支那”一词. 　　“支那”演变成为中国的常见称谓、其语音统一为“希呐”,事实上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事.为什么甲午战争之后“支那”的语音统一成了“希呐”,而没有统一成英语语音“China”、或日本早期对中国的称呼“卡拉”、“毛姥烤希”呢?这是一个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.民国初期的一位留日学生认为这是由于“支那”的语音“希呐”与日语中的木偶、物品、将死同音、或谐音之故.我们虽然很难断言“支那”的语音演变成“希呐”一定与这些词的谐音有关,但是不论日本人使用“支那”称谓时是否寓含着这些谐音语之意,听者在轻视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容易朝这方面联想却是事实.